追寻中国叙事传统的“龙头”

或许我们对先民的口舌言事传事，对他们的“结绳而治”、“刻木为契”，对于甲骨文、金文，已经有过种种的阐释和考证——民俗学的、文字学的、历史学的、社会学的、文学的、政治经济学的……。但是，以叙事学的眼光来阐释先民们对叙事传统的缔创，却是罕见的。

傅修延所著《先秦叙事研究》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——先秦，这种正本清源的研究，无疑是抓住了中国叙事传统的“龙头”。于是，在鸿蒙初辟的时期，我们了解了先民对叙事工具的探寻，结绳、刻契和图画，这些原始的记事工具，既反映了先民记事意识的觉醒，又表现出先民原始的记事手段和蹒跚的记事历程。寻着这一线索考察，我们又看到了甲骨问事与青铜铭事这两类特殊的叙事形态，作为叙事的物质载体，甲骨问事和青铜铭事虽然都有很大的局限，但是，它们在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形成中，又具有特殊的意义，对此，傅修延先生作了详细地论证和高度概括。他认为，甲骨问事虽然只是一种卜问，而且与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尚有一定的距离，但是，作者正是从这种最初的文字叙事中，看到了它对后世叙事深远的影响，看到了它在中国叙事史上的意义，这就是：“第一，赋予叙事高度的严肃性乃至神圣性；第二，创立了一种能够容纳基本叙事因素的文字组织形式，为书面形态的叙事提供了发展基础；第三，带来了一种简练经济的叙事风格；第四，开启了一种从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。”而对于青铜铭事，作者认为，“与殷商卜辞相比，西周铭文在叙事上有很大进步”，这主要表现在：“第一，铭文的叙事性大为增强，在铭文中出现了正式的叙事文体；第二，铭文扩大了叙事的规模，提供了比卜辞更多的事件信息；第三，铭文中虚构性因素隐约出现，文学性叙事开始萌芽；第四，铭文中叙事要素逐渐告别朦胧，对时间空间的表述趋于规范和清晰；第五，铭文中记言艺术有突出的发展，重视记言的传统在青铜铭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。”这种从叙事学的角度，来审视远古的文明，自然是别开生面，而且其中不乏新见。

傅修延先生也并未将研究定格于此，而是向下继续延伸，于是，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以及诸子之文等典籍，都成了他考察的对象。也正是在这种扎实研究的基础上，在对大量典籍归纳梳理的前提下，作者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——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。